“历史的垃圾时间”从哪开始？

作者：赵晓

2024年，“历史的垃圾时间”成了中国人的热词，仿佛在一夜之间，所有人都发现自己置身于这片时间的废墟之中。但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众说纷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锚点”。

有一派认为，2008年是历史的转折点。

彼时，中国从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偏航，转向了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模式。四万亿救市一出，地方政府就开始无限加杠杆，房价飙升，国进民退，资本外逃，宏观调控失灵，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的长期失速。

据统计，2008年到2018年间，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（M2）增长了近三倍，从47万亿飙升至180万亿，而同期GDP增长远远跟不上货币扩张的速度，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危机。

也有人说，2012年才是关键点。

毕竟，政治周期决定政策周期，而政策周期又直接影响经济周期。换句话说，2012年之后，整个国家从经济驱动逻辑回归到政治驱动逻辑，权力结构的稳固凌驾于市场效率之上，管制加剧，创新受阻，民营经济势微。于是，市场不再是市场，企业家不再是企业家，经济学家不再是经济学家，国民统计也不知不觉变成了武侠小说，而“历史的垃圾时间”正式进入加速阶段。

再往前追溯，1949年成为了一个显眼的节点。

有人指出，1949年所选择的无神论和马列道路，决定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性例外，而非不可逆转的趋势。换句话说，倒退或回归原点才是必然，而改开或进步只是历史的意外插曲。

若以经济数据来看，1949年中国人均GDP约为50美元，而2023年人均GDP虽突破1万美元，但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也未进入发达与文明国家行列，结构性问题并未根本改变，制度变革更是望梅止渴。

还有人更进一步，把历史的垃圾时间推回到了1919年。

原因很简单——没有1919年中国知识界的“非基运动”（反对基督教，提倡无神论），1949年也就不会发生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的选择，最终导致了1949年革命的发生，而1949年的选择，又决定了此后的种种宿命。五四的大师其实是盲人，他们瞎子领瞎子，终于把中国领入“历史的垃圾时间”之中。

但如果再往深里挖呢？经济学“路径依赖”的研究启迪我们，早在秦制建立时，中国的路径依赖其实就已被锁定。秦朝以“商君书”之方法论，确立了中央集权、郡县制、官僚体系，并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根基，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结构，统治者得以“将人民装进权力的笼子”。

这种体系在表面上有助于短期的国家统一和高效率运作，但长期来看，它扼杀了地方自治、市场活力和社会创新能力，使得中国的制度始终缺乏真正的包容性。

汤因比等所谓“文明学者”对文明的研究其实很“庸俗”也很肤浅，现代经济学对文明的研究可谓是一次成功的入侵，同时也带来了人类对文明思想的真正突破。

在达龙·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·罗宾逊的经典著作《国家为什么失败》中，两位学者指出，文明的核心不在于古老与否，而在于是否具备包容性的经济与政治制度。

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，本质上都是一次次专制体制的循环，而非制度的突破。换句话说，中国历史几千年，有的只是“前现代文化”，从未真正进入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“文明国家”行列。所谓“文明古国”之说，不过是某些人的自嗨而已。

在经济学的定义里，文明只有一个标准：那就是建立在包容性经济与政治制度之上的持续创新增长。不在文明之列，就是“垃圾”之中！

所以，中国的历史究竟何时进入垃圾时间？答案是：从未离开过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段漫长的“历史的大黑夜”里，而每一次的“曙光”，往往只是另一次黑暗的前奏。

要走出这片黑夜，中国需要的决不仅是器物进步，也不止于技术进步或经济改革，而是信仰与制度的双重变革——既需要灵魂的苏醒，也需要制度的突破。

换个角度看，“历史的垃圾时间”并不是一个时间点，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状态。

问题的关键不是它何时开始，而是我们能否找到终结它的方法。这，将极大地考验中国的知识分子其灵性水平与认知水平。